2019年11月15日13:30，“发展理论与中国实践”系列讲座第十七讲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734会议室成功举办。此次讲座的主讲人是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中心）院长黄少安教授，讲座的主题为“非正规制度差异与中国经济南北分野”。
黄少安，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中心）院长，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理论经济学学科组专家，山东大学产权研究所和经济研究院（中心）创始人，《制度经济学研究》杂志的创办者。黄少安教授主要研究产权理论、企业理论、制度经济学和农村经济，出版了《产权经济学导论》等专著，在《中国社会科学》和《经济研究》等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文，先后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和首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以及其它国家级奖励。出席此次讲座的嘉宾有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刘守英教授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多位专家学者，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科研院所的近百位研究者、学生参加了此次讲座。
刘守英教授作为主持人，向听众介绍了黄少安教授。刘守英教授指出黄教授是我国产权理论、制度经济学的初创者之一，长期耕耘于中国经济研究，对政治经济学、产权理论的研究都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期待他的精彩演讲。
黄少安教授通过对全国具有代表性的省市经济发展的优势与劣势进行比较，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区域不平衡的格局发生改变，由过去的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转为南北发展不平衡，并且南北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在逐渐拉大。
一、中国南北经济分野始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
中国南北经济差距已成事实。具体表现为：
在经济增长率方面，2014年之前，南北方经济增长率差距不大，北方的增长率高于南方。但是从2014年开始，南北差距明显拉大。2019年上半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的gdp总量平均增长了6.3%，其中南方16个省市自治区平均增长约7.38%，只有上海、重庆和海南低于全国的平均增长率，而北方15个省市自治区平均增长率只有5.63%，只有北京、河南、河北、山西和宁夏高于全国的平均增长率。
在gdp总量方面，北方gdp总量只占全国总量的38%，到2019年第三季度之后下降为只占37%，而南方gdp总量占全国总量的62%。在北方省市自治区中，山东的gdp总量是全国第三，在2018年到达7万多亿，相当于京津冀三个省市。
在个人所得税方面，2018年广东省的个人所得税的总量是868亿，江苏省为468亿，浙江为465亿，而作为北方最大的经济体的山东才只有215亿元，与南方省市的差距悬殊。
而实际上，南北经济发展的分水岭是2008年经济危机。尽管从统计数据上看好像是从2014年出现南北差距的，但实际这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全国各个省份应对危机的措施不同而导致的结果。在2008年之后，广东、江苏、浙江等地区进行了痛苦的经济结构转型，淘汰了环境污染型、劳动密集型、资源消耗型的产业。而山东却在积极承接广东、浙江等相对落后的产业转移，虽然短期内经济增长率会比较高，但是实际上把自己摆在了接受落后产能转移的位置。
南北经济差距中最关键的差距在于创新能力。首先表现为r&d总投入的差距。北方r&d投入最高的省份是山东省，投入一千多亿，排全国第三，但是与排名第一的广东和第二的江苏不在一个量级上，广东与江苏的投入都是两千多亿。其次，在r&d投入占gdp比例方面，南方也是明显高于北方，广东、江苏、浙江的r&d投入占gdp的比例分别为2.61%、2.63%、2.45%，而山东只有2.41%。第三，最大的差距体现在专利产出方面，尽管在r&d投入方面，山东相当于广东的70%，但广东、浙江、江苏产出的专利数量相当于山东的2-3倍。第四，在代表性城市的创新水平方面，山东省是北方有代表性的省份，青岛和济南是山东省代表性的城市，两个城市的创新指数分别为0.342、0.320，在19个副省级城市中分别排在第11和15，不仅明显落后于深圳、广州、南京、武汉、天津、杭州，而且落后于西部的西安和成都。第五，在创新型人才方面，虽然北方人才丰富，但是与南方存在一定差距。以海洋科技为例，虽然山东拥有最多的海洋科技人才与海洋科技领域的院士，但是山东海洋经济gdp总量已经落后于广东，没有充分发挥院士对于海洋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二、创新能力差距的原因在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偏好的不同
第一，以山东为代表的绝大部分的北方地区，更偏好于国有企业、计划经济体制。各级政府对计划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用起来、管起来也更得心应手，政府普遍强势地控制和分配资源。
第二，南北方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存在异质性。普遍认为山东是国有经济统天下，然而实际上在民营经济对gdp的贡献率或者对就业的贡献率、民营企业数量、全国500强企业的数量方面，山东省在全国是名列前茅的。但为什么会形成“山东民营经济不发达、国有经济强势”这样一个谜团？
因为山东的国有企业很像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也像国营企业。山东的省属国有控股企业其主要领导，包括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等，几乎全部是组织部派下去的党政机关的官员。而广东、浙江、福建等南方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很多是市场机制筛选出来的企业家。山东省民营企业也像国有企业，这是因为其产业结构、经营理念基本上是围绕山东省的国有企业展开的，民营企业严重依附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老板特别注意与国有企业或党政机关的官员拉关系。在2017年的一项调查中，我们发现三分之二的企业老板认为与国有企业和党政机关搞好关系是做好企业经营管理三大首要因素之一，三分之一的老板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因素。
第三，南北方经济发展模式存在差异。广东省的经济发展的模式是“民营经济 外资经济 市场型国有企业 弱的县域经济”。县域经济限于非湾区，这是因为湾区中很多县比较发达，已经成为地级市，比如东莞。还有一个发展模式为“超强大的城市经济 保安型政府”。这种经济模式是各类企业的活力比较强，市场机制作用也比较大，经济开放度高，创新能力强，政府的力量也强大，尤其是财力强，但是政府不发力，其作用范围很小，仅限于营造一个开放、公平的市场环境和重点作用于生产要素的产业政策。
浙江省的经济模式为“民营经济 市场型国有经济 强大的县域经济”及“强大的城市经济 保安型政府”。与广东不同的就是浙江省外资经济不突出，但民营经济特别强大，县域经济或城市经济强大。这种模式各类企业的活力也强，市场机制作用大，经济开放度高，创新能力强，政府力量强，作用范围小。
江苏省的经济模式是“集体经济 外资经济 民营经济 市场计划型国有经济 强大的县域经济”和“比较强大的城市经济 保姆型政府”。江苏省和广东省、浙江省相比，它的集体经济、外资经济是发达的，与广东省相同的地方是外资比较发达。江苏省经济发展是比较平衡的，不仅大城市发展不错，其县域经济也很发达。江苏政府的模式是保姆型，不同于保安型政府，其特点在于政府服务管理主动与到位。这一类经济均衡发展，各类企业活力比较强，市场机制作用比较大，经济开放程度高，创新能力比较强，政府力量强、作用比较大。
山东省的经济模式是“计划型或者政府官员主导型的国有企业经济 类国有的民营企业 强大的县域经济 比较弱的大城市经济”。山东的各级政府是一个家长型的政府，也称儒家文化型的政府，即政府强势，服务意识比较弱，官本位思想比较突出。所以在这种发展模式下，各类企业活力比较弱，市场机制作用比较弱，经济开放度不太高，创新能力不强，政府强势干预企业。
第四，城市形成机制和功能的南北差异。北方主要依靠计划手段，把全国各地的资源集中在一起，以北京为代表，造成城市资源严重地堆积与浪费。因此，北方的中心城市对周围地区的经济带动、激化作用比较弱。而南方的中心城市是经济有机体，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形成产业链与产业积聚，而且中心城市跟周围地区是双向互动的，既从周围地区吸取资源，也向周围地区输血，相互之间形成一个正能量的输出。因此，它的带动作用或者激化作用相对来说就强得多，中心城市繁荣，周围也比较繁荣。
第五，南北文化和非正规制度的差异。以山东为代表的北方，官本位、等级观念相对突出，关系文化、老乡文化、码头文化、圈子文化相对突出。这不仅导致精英流过度流向党政机关，而且影响本地人才的创新创业与外地人才前来创新创业。因此，文化、观念、体制阻碍了北方的经济增长，尤其是阻碍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三、为什么在过去这些非正式制度没有导致北方经济落后？
在过去，我们主要依靠资源消耗型、环境污染型、劳动密集型、中低端产品大量出口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且，原来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内有很多的资源，所以，指令性计划体制、关系文化、国有企业等，对于经济外延式和粗放式增长未必处于劣势，某些方面甚至占优，例如通过关系获取更多的中央的资源、更能大规模调动各种资源等。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转变。要实现经济转型，就要放弃这些传统的增长方式。推动经济发展要靠创新，创新主要靠人才，人才主要靠制度，非正式制度对地方经济发展影响很大。
南北方经济差距在持续扩大是事实，如果不及时遏止中国经济南北差距扩大的趋势，不仅会导致经济发展不平衡，而且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如果我们不把规范的儒家思想和实际的儒家思想分开的话，就会高估儒家文化在科学技术发展、思想发展、创新当中的作用。
演讲结束之后，黄少安教授就文化对经济的影响、产业结构、资源禀赋等问题和与会人员进行了热烈的交流与讨论。
讲座至此圆满结束。“发展理论与中国实践”系列讲座旨在邀请国内外既懂经济政策、又有学术造诣的经济学家进行中国改革发展和转型及其理论研究学术分享，敬请期待后续的学术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