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5日上午，由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联合举办的“政经大讲堂第十四期”系列讲座第十三讲顺利开讲。由于疫情防控等原因，本讲继续采用汇贤学堂与学术志等直播平台进行，本次讲座线上听讲人数达3.3万人。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李琼副教授主持了本次讲座。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谢富胜教授以“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进行了讲授。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讲话中首次提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此后，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研究，高度肯定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概念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对其具体内涵则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解读。中国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究竟“新”在何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是“人类文明新形态”？谢富胜教授认为，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出发点和侧重点是“社会形态”，它的“新”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是隶属于“物的依赖性”阶段的新的独立文明形态；第二，它是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积极扬弃；第三，它突破了五种社会形态单线发展的传统理论，开辟了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新模式。“人类文明新形态”理论回答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吸收资本主义全部文明成果的同时防止资本主义发展的灾难性后果的历史之问，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创性贡献。
一、文明、社会形态与文明形态的演变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本中多次出现了“文明”概念，但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涵义。尽管具体涵义有所区别，但都肯定了文明是物质生活实践的产物，必须以一定的形态存在，并在具体层面丰富发展着这种形态。文明的基础和根源是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及其所产生的生产关系和竖立在这些生产方式总和之上的上层建筑，即一定的社会形态。一定的社会形态对应着一定的文明。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使得社会形态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具体化，从而构成了文明的社会形态，即文明形态。
文明形态的演变依托于社会形态的发展，后者是一个自然史的过程，是在社会矛盾的推动下从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演进的历史过程。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本中存在两种社会形态划分标准：一种是根据人的发展状态，将社会形态的大历史时代区分为“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性”和“个人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等三大形态；另一种是根据生产方式的特殊性质将社会形态分为原始氏族社会、古代奴隶制社会、中世纪农奴制社会、近代雇佣劳动制社会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五种形态。其中，“五种社会形态”是西欧社会形态的演变模式，并不是“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也不意味着“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因此，社会形态的发展具有一元多线特征。“一元”是指历史的统一性：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形态的演变具有一般的、共同的规律，但“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多线”则是指空间的多样性，即：一方面，处于同一社会形态大历史阶段的文明可以发展出不同的具体形态；另一方面，文明形态在地理空间上的不均衡发展使得不同文明程度的文明形态在空间上并存。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总会有某种文明形态在世界范围内占主导地位，影响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由于发展出机器协作的劳动体系、造成了商品关系的普遍化和开启了世界历史等原因，与传统文明形态区别开来，从而成为了现代文明的唯一载体。尽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进步性，但其本身蕴含着内在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激化。随着资本疆界不断扩张，垄断、金融化和经济全球化程度加深，贫富分化、经济和金融危机、气候和环境危机等问题日趋严重。
二、共产党人对新社会形态的探索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为逻辑依据，马克思恩格斯阐明了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性，并基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和基本国情，探讨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等问题，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是共产主义社会诞生的历史前提，因此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且只有在几个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才能取得胜利。然而，由于历史和实践的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预料到也没能从理论上回答不具备这些条件的落后国家应当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列宁领导俄国人民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证明了社会主义作为夺取政权的计划可以在一国并且是在落后国家内取得胜利。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后，主要任务就从变革旧的社会形态转变为建设新的社会形态，从消灭旧的经济形式转变为创造新的经济形式。面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和本国经济文化水平的落后，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仍是亟待解决的难题。列宁领导人民先后实施了“直接过渡”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迂回过渡”的新经济政策，巩固了苏维埃政权，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后来斯大林开创了高度集中的“苏联模式”，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贯彻了按劳分配原则，实行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但在低生产力水平的条件下，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束缚了经济发展。随着苏联经济在发展中遇到困难，苏联历届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表现为一个逐步后退的过程。直到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被终止，无产阶级在经济发展落后国家夺取政权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是苏联共产党人未能回答的问题。
与俄国不同的是，基于近代中国作为被侵略的落后国家，其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判断，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建立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面对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国共产党经历了曲折艰辛的探索。由于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不长，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经验十分有限，党和人民在基本战略、路线、方针和政策上出现了一些失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遇到挫折。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及时反思了中国社会所处的历史方位，修正了超越发展阶段的错误，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但依然没有从根本上突破“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局限性，没有从社会形态层面阐明中国社会的性质，这带来了一些新的理论问题。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持续时间与“阶段”属性相矛盾；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动态发展、不断变化的，“阶段的阶段”的表述容易造成语义重复和含糊；三是我国即将在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否意味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结束，这些问题都还是目前理论研究的未竟之地。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新”在哪里？
第一，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和演进。19世纪中后期，落后国家文明形态的发展进程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和侵略而中断。落后国家要想打破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混合形态，必须采取革命手段从根本上改变社会性质，从上而下地重塑生产条件，逐步探索并进行制度建设。1949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为建立新的社会形态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建立在现代生产的基础上，新中国要向现代生产过渡，就必须在国家主导下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前提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经过三年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基本建立，为创造新的社会形态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除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外，现代生产的另一特点是发达的商品经济。20世纪末，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充满新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实现了新的历史性跨越的同时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习近平同志提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战略目标，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核心就是要通过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朝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迈进。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独立的文明形态。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具体化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这五大文明，它们分别具有各自的内涵。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发展道路，从持续时间来看构成一个独立的文明形态。邓小平同志曾提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多次引用邓小平的论述，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 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国社会主义实践始终隶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世界普遍交往的情况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可以在一国开展，但无论生产力多么发达，只要社会主义仍然是具有地域性的国别现象，始终都隶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四是从人类文明形态演变的历史方位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处于“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阶段，正向马克思和恩格斯构想的共产主义社会迈进。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积极扬弃资本主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极扬弃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是现代文明的新载体，丰富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形态。在物质文明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缓解了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在政治文明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发展人民自己参与和管理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超越了以资本为中心的、社会精英集团竞争公共权力的西方式“精英民主”；在精神文明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根植于中国土壤，具有民族性和时代性；在社会文明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了共同富裕的崇高目标，在经济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解决了区域性整体贫困，消除了绝对贫困；在生态文明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着力克服由资本逐利性驱使的对自然界的过度掠夺。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一般规定。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相关论述，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一般规定，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坚持加强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贯彻新发展理念；三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四是坚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五是坚持稳中求进的方法论。只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存在，这五个方面就始终存在，所以把它称之为“一般”。
四、人类文明新形态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创贡献
第一，“人类文明新形态”突破了“五种社会形态”单线发展的教条。与西欧社会的“五形态”演变不同，中国已经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前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并朝着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方向迈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阶段的时空压缩，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各种形态的资本，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资本及其生产方式带来的种种问题，这就要求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探索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资本的消极作用。
第二，“人类文明新形态”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探索的集大成。“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不可能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之初就形成一个完美无缺的生产关系，也要有一个不断成熟和完善的过程。”“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由现在向过去、由成熟充分的发展向不成熟不充分的发展的逆向考察和推导，集成了共产党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探索，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系统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已有的理论创造，抽象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一般规定。
第三，“人类文明新形态”理论解决了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重大理论难题。“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术语革命”，弥合了经典社会主义理论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具体实践的差异：一是落后国家可以建设社会主义，并构成新的社会形态，这种社会形态隶属于“物的依赖性”社会，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原则的同时吸收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端；二是这种新社会形态始终存在生产资料局部占有和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规定了社会的根本性质；三是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构成的新社会形态是人类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环节，但仅靠一国的努力，无论生产力多么发达，这种社会形态的根本性质都不会发生改变，只有几个发达国家转向社会主义才有可能最终建成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
第四，“人类文明新形态”理论是构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枢纽。总书记提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性质，兼具“物的依赖性”社会的客观特征和共产主义理想的价值取向，是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并列存在的新的社会形态，也是具有特殊历史结构的社会形态。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总书记科学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做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重要论述，并能够以“人类文明新形态”、“把握新发展阶段”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等重要论述为核心，构成“一般—特殊—具体”的学术化理论体系：“人类文明新形态”构成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层次，“把握新发展阶段”构成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阶段层次，“构建新发展格局”构成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实问题层次。
五、结语
判断一个社会所处的社会形态的性质是马克思主义者揭示社会运动规律的必要前提，更是共产党人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条件。马克思恩格斯以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主体，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理论上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列宁分析了资本主义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社会性质，创立了帝国主义论，提出了在资本主义比较薄弱的地方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并付诸实践，开创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同志正确分析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创立了新民主主义论，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习近平同志准确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社会运动规律，突破性地提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全新论断，同“把握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等其他重要论述一起，共同构成了科学的学术理论体系，开创了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继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时代高峰和理论巅峰。“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我们认识真理、进行理论创新就永无止境”。“当前，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践提出了大量亟待解决的新问题”，我们“迫切需要回答好‘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题”。21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将在解决中国重大现实问题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最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李琼副教授对谢富胜教授的精彩讲授表示衷心感谢。她认为，谢富胜教授围绕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从文明、社会形态与文明形态的演变、共产党人对新社会形态的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新”在哪里、人类文明新形态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创性贡献这几个方面做出了系统梳理和总结，演讲资料详实，逻辑清晰紧密，论点极具独特性、创新性和启发性，为我们继续深化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研究框架和纲要，整场讲座体现了谢富胜教授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功底和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方法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能力。李琼副教授再次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对谢富胜教授和今天在线听课的学员们表示感谢。
至此，政经大讲堂第十三讲圆满结束，“政经大讲堂第十四期”系列讲座也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