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14日上午，由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联合举办的“政经大讲堂第十四期”系列讲座第六讲继续进行。考虑到疫情防控等因素，本讲继续采用汇贤学堂与学术志等直播平台进行，线上听讲人数超过2.7万人。
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刘瑞明教授主持了本场讲座。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教育部国家经济学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执行主任陈彦斌教授以“中国特色宏观经济治理”为题进行了讲授。
陈彦斌教授认为，中国宏观调控比西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内涵要更为丰富。西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对总需求进行逆周期调节，从而熨平短期经济波动。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不仅包含对短期经济波动的逆周期调节，而且包含对长期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的调节与优化。近年来中国更是在宏观调控基础之上、站在国家治理的高度，提出了宏观经济治理的新范畴，进一步拓展了宏观政策的广度与深度。接着，他从六个方面对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和宏观经济治理进行详细阐述。
一、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演进历程与历史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演进历程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8-1991年，以计划经济时期的直接干预手段为主、对市场机制的间接调控手段为辅。第二个阶段是1992-2012年，宏观调控将计划管理手段与对市场机制的调节手段并重，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机结合起来。第三个阶段是2013年至今，中国宏观调控体系明确了以市场机制的调节手段为主导并进行了一系列调控举措创新，宏观调控升级为宏观经济治理。
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保障中国经济平稳顺利渡过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等巨大冲击，取得了显著成就，有力支撑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顺利实现。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的经验与优势
西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实践与理论根植于成熟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与之不同的是，中国特色宏观调控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立与完善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体现了非常鲜明的特征和非常显著的优势，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的成功经验之所在。
（一）主要特点
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的形成突破了西方经济理论的局限，与西方宏观调控体系存在显著的区别，特别是在调控目标、调控工具、调控方式、调控机制都呈现中国独有的特点。
第一，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目标更加多元化。在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西方国家的宏观调控主要是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逆周期调节手段实现经济稳定，更加着眼于平抑短期波动；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目标体系则更加多元化，除了稳增长、防通胀外，还有调结构、防风险、促改革、惠民生等中长期发展目标。
第二，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工具更加丰富。西方国家宏观政策的工具主要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后来又加入宏观审慎政策以应对金融不稳定的情况；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不仅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还包括旨在调节经济结构的产业政策、投资政策、消费政策，和旨在增强经济内生动力的改革政策、科技政策等。
第三，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调控方式更加灵活。遵循规则和相机调控是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两大方式。西方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一般而言是遵循规则，较少进行相机调控；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在注重规则外，也强调要随着经济形势变化采取更加灵活的相机调控。
第四，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协调性更强。西方国家强调各个政策制定部门的独立性，尤其是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所以对待政策协调的态度较为谨慎；中国特色宏观调控既没有丧失央行的独立性，也有效发挥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其他宏观政策的协调性，调控效果更好。
（二）主要优势
从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经济的高增长往往会与经济的高波动性一起出现，一段时间的高增长之后往往会陷入较长时期的经济萧条。然而，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很少出现经济的大起大落，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作用功不可没。第一，在短期内，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具有更强的逆周期调节能力。第二，在长期中，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保证了中国经济增速的平稳换挡。第三，面对经济危机的冲击，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具备更强大的反危机能力。第四，中国宏观调控具有更加充裕的政策空间，回旋余地更大。
总的来说，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的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主要优势在于：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不仅包含对短期经济波动的逆周期调节，还包含对长期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调节与优化。也即，中国特色宏观调控是包含稳定政策、增长政策和结构政策的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的政策体系。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目前存在的问题
（一）宏观调控的目标体系尚待优化
目前，中国特色宏观调控承担的任务较多，目标较为宽泛。其一，根据著名的“丁伯根法则”，政策目标数量不能多于能够有效调节政策目标的工具数量，否则很容易造成政策设计顾此失彼、调控效率低下。其二，即便有效政策工具的数量相对充足，过多的调控目标仍然会面临“政策囚徒困境”，从而导致政策协调成本过高。
（二）政策工具仍需要不断优化
就货币政策而言，数量型工具有所失效，价格型工具尚不健全，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双失效”的局面。就财政政策而言，支出端主要依靠基建投资拉动，但是其效果已经减弱；收入端的非税工具有时会加重企业负担。就宏观审慎政策而言，我国的宏观审慎政策仍处于探索阶段，尚未形成成熟的操作体系。
（三）宏观政策的执行和落实还有待改进
财政政策的执行和落实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囿于中国财政预算管理体制的约束，财政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经常表现为前半年发力不足、后半年突击花钱；其二，部分政策尤其是减税降费政策落实不到位。
（四）政策协调还有待加强
近年来，中国宏观政策的协调性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多目标下宏观政策的各项政策工具分工不够明确，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承担了过多的任务和目标，导致协调效果欠佳。二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机制出现堵点，高债务压力下地方政府由以往促进协调的关键环节转变为阻碍环节。三是固定在年末或年初制定新一年宏观政策协调方式的决策机制，会导致政策周期和经济周期不匹配，从而影响协调效果。
（五）中国特色的预期管理还有待健全
预期管理通过加强与公众的信息沟通来引导公众预期，从而提高宏观政策的调控效果。就我国财政政策的短期预期管理而言，前瞻性指引做得较好，但是预算透明度和财政风险透明度都有所不足。
（六）政策传导效率有待提高
第一，近年来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相对偏低，主要是由于一些结构性因素的存在导致企业和居民不愿意进行投资和消费活动，从而限制了货币政策对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带动作用。第二，财政政策对消费的带动作用始终不高，对投资尤其是基建投资的带动作用明显下降，因此财政政策传导效率同样偏低。
四、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总体思路：两大原则
创新与完善中国特色宏观调控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这也是改革中国特色宏观调控需要坚持的两大原则。
（一）通过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强调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中国特色”
陈彦斌教授认为，《道德经》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闪亮的经典文献之一，其中的宝贵思想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第一，关于功能定位，宏观政策强调定位于积极并非消极，尤其是《道德经》中不乱作为并非消极厌世。第二，宏观政策的目的是为了人民幸福，与《道德经》中“以百姓心为心”相一致。第三，宏观政策和《道德经》都强调规则化治理的重要性要高于相机抉择。第四，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宏观政策理论和《道德经》都倡导政府的不争之德，要与市场和谐相处。第五，宏观调控和《道德经》都强调政策空间管理、政策可持续性和政策退出机制。第六，宏观调控理论重视政策可信度和预期管理，《道德经》除此之外还重视道德的力量。
（二）通过构建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框架，来强调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一般性”
基于中国实践，把具体做法上升到理论不仅有助于推广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以供广大发展中国家参考借鉴，更重要的是可以在基准框架下逐步完善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一种初步探索就是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新理论框架，将稳定政策、增长政策和结构政策纳入统一的理论框架，从而实现最优经济结构下的短期经济平稳运行和长期稳定增长。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新理论框架作为中国经济学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为全球宏观经济治理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五、中国特色宏观调控改革的具体任务
（一）优化宏观调控目标
宏观调控的目标体系可以划分为三个维度：稳定目标、增长目标和结构目标。在实践中，可以按照“主次搭配”的原则对宏观调控目标进行设定。稳定目标是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增长目标和结构目标可以作为中长期的约束目标。就各维度的目标内涵而言，稳定目标主要是指经济稳定目标和金融稳定目标，而且经济稳定目标又分为短期经济稳定和长期经济稳定两类目标。增长目标主要是指长期经济目标，可以包含2035年人均gdp水平较2020年翻一番、到2050年人均gdp水平较2020年翻两番等长期经济增长的量化目标。结构目标主要包括总需求结构、总供给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债务结构、产业结构等方面的目标。
（二）加强宏观政策协调
第一，多目标下宏观政策要明确分工，通过加强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更好地实现经济平稳运行。第二，加强构建以中央政府发行国债为枢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新机制。第三，增强宏观政策协调决策机制的灵活性与针对性，提高决策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契合度。一方面，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委员会可以依据“主次搭配”的原则并结合实际情况，对决策部门进行分类，并根据“主次搭配”的原则统筹政策的制定。另一方面，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委员会下设独立的政策研究和评价机构，对经济运行状况、各类政策的执行情况、协调配合效果等重要事项进行深入研究和独立客观的评价。
（三）协调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
要想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下一步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好四方面的工作。第一，深化改革，消除产能过剩的体制机制诱因，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第二，助力技术创新，增加有效技术供给，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第三，增加有效制度供给，从而扫清企业投资与家庭消费面临的深层次障碍。第四，增加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激发居民受抑制的高品质需求，从而扩大内需。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相结合，有助于更好更快地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动态良性循环，助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四）提高宏观政策效率
遵循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的新调控思路，可以提高宏观政策效率，从而保证经济平稳运行。一是通过加大稳定政策对长期潜在增速缺口的关注，使之兼顾短期和中长期的最优增长路径。二是通过使用增长政策挖掘资本和劳动两大旧要素，同时增强人力资本和tfp两大新要素，强化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三是使用结构政策解决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等结构性问题，切实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缓解经济下行压力。
（五）落实宏观政策评价
第一，构建宏观经济政策评价理论框架。第二，筹建宏观政策的独立评价机构，从行政制度上为健全宏观政策评价制度提供保障。第三，构建统分结合的信息沟通体系，借助于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强化网络化信息化建设，构建全国性网络化一体化的信息集成体系。第四，建立适应现代宏观调控的咨询性机构，以大量高质量高水平的智库建议作为支撑。第五，构建宏观政策评价指数，将评价方式科学化和透明化，以提高宏观政策的评价效果。
六、创新宏观调控以适应经济形态变化
人类历史上经济形态在不断变化，总体上日趋进步、日渐复杂。经济形态的不断变化导致宏观调控也相应变化，一方面，经济形态的变化会导致宏观调控目标发生变化，宏观调控的工具也会发生变化；另一方面，经济形态的变化会导致宏观调控的传导机制发生变化，因此宏观调控的模式也要发生变化。从历史长河来看，人类社会的每一步大幅跨越，经济形态、经济结构和经济模式都会发生剧烈变化，经济治理体系尤其是宏观政策体系也需要相应进行调整和创新。
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刘瑞明教授再次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对陈彦斌教授和今天云端听课的学员们表示感谢。
至此，本期政经大讲堂第六讲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