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危机终将过去，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都思考并憧憬着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我们将面临的，是新的国家竞争环境和经济增长时期，以及如何从短期的危机治理转向长期的经济发展。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深刻而又现实的问题：中国经济传统高速增长模式终结了吗？传统经济增长的源泉和路径改变了吗？果真如此，到哪里寻找新的增长源泉，按什么思路去找，它能保证仍旧获得高增长吗？日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发布的《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2009年第三季度)——次高速时期的中国经济增长》认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传统支撑点已开始衰弱，将步入一个较长时期的“次高速增长期”。就此话题，本刊记者专访该所联席所长毛振华教授，同时就未来经济增长源采访多位知名专家。
■本报记者
双华斌
传统经济增长因素出现五大变异
记者：我国此前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有赖于市场化、国际化、工业化、人口红利、高储蓄、高投资等因素的支撑。在您看来，它们在未来经济增长中的影响力和作用是否会有变化？
毛振华：中国经济非常幸运，赶上了经济全球化、信用消费、信息产业革命这三个重要的历史机遇，三者叠加成为创造中国经济奇迹的核心因素。
但是，由于市场经济体系基本建立、新型的全球分工格局已经出现、人口结构逐渐向老龄社会过渡、城市化进程已经度过其加速期、重化工化阶段已经完成，我国经济增长的传统支撑点已经开始步入其边际递减或总量衰退的变异阶段。
记者：这些经济增长的传统支撑点的影响开始出现递减、正在走向衰弱的原因是什么？
毛振华：逐个来看，一是体制转轨带来的资源配置效应开始衰退；二是全球化红利开始步入平稳发展阶段，国际贸易的加速增长将被贸易平稳增长所替代；三是工业化虽然进一步发展，但第二产业对整体经济的主体效应和带动效应已远不如从前；四是人口红利已经过拐点，人口负担的反向效应开始出现；五是城市化虽然依旧会稳步提高，但其产生的增长冲击力量在加速回落。
记者：我们该到哪里去寻找经济增长的新源泉呢？
毛振华：仅仅从对立面去找肯定是不对的，但是对立面的确是一条很重要的路径。我国经济增长的未来源泉可能转向“消费率提升”、“城市化加速”、“服务业发展”、“技术创新与技术深化”以及“社会改革和政府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等5个方面。计量表明，我国消费率每提高1%，带来的gdp增速的提高将达到1.5至2.7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人均gdp将提升2.25个百分点；服务业占比每提升1个百分点，可带来经济增长提高2个多百分点；社会改革与政府体制改革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空间可以与前期市场化改革相比拟。
记者：在您看来，中国经济是否仍可保持较高增长速度？
毛振华：中国经济还存在着国际上的相对比较优势，国内市场还有很大挖掘空间，城市化、工业化水平还有可能进一步提高，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并没有改变，将进入较长时间的次高速发展时期。
据我们预测，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在未来3年还会保持在9%左右，但是会逐渐回落，至2020年降至7.5%左右。
经济次高速增长呈现六大特征
记者：既然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不可能出现根本变化，是否意味着经济增长支撑因素的转变和切换过程也将是平缓渐进的？
毛振华：这种变化将是良性的、循序渐进的，而不是突发的。这轮结构转型和调整，是在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惯性基础上的适度调整，是传统经济增长因素退出和新因素出现的过程。
我刚刚说过，其间中国经济会处于一个次高速增长期。而这个增长期之后，中国将成为中等发达国家。这个次高速增长期，将呈现以下六大特征：
一是目前世界经济危机并没有改变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趋势，未来4年内的经济增速依然将保持在9%左右。
二是中国经济增长轨迹的变化将被缓慢启动。
三是在增长轨迹转变的进程中，新增长源泉对传统增长源泉的替代使中国经济增长一方面依然具有高速经济增长的态势，另一方面也将出现总体缓慢下降的趋势，中国经济将步入一个较长时期的次高速经济增长时期。2008年至2012年的平均增速将达到9.0%左右，2013年至2022年将达到8.2%-8.8%，2023年至2032年将为7.3%-7.6%。
四是未来各种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发生巨大变化，资本因素将下降，而技术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将大幅度提升，劳动因素将在经历15年左右的平稳期后出现上扬态势，但从绝对额来看，中国未来经济增长依然具有高储蓄、高投资、高资本、高速度的特色。
五是从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来看，未来次高速经济增长的结构都处于良性调整的过程中，但调整的速度较慢，人们所期望的快速的结构性调整与快速的增长方式转变不会出现。与此同时，调整的模式具有明显的需求先导型、产业内部深化等特点。
六是人们原来所想象的“内需驱动模式替代外需驱动增长模式”、“消费主导型增长模式替代投资主导型增长模式”、“技术-人力资本密集增长模式替代资源密集增长模式”、“服务化驱动增长模式替代工业化特别是重化工化驱动模式”的增长模式大转变并非想象得那么迅猛。
具体表现为：第一，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较2008年以前出现一个明显的转折性的变化，全面扭转了消费贡献下滑的趋势，并且在15年之后消费贡献率将得到明显回升，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回升的势头总体来说要比很多学者所想象的速度要慢得多，消费占gdp的比重的回升基本要到2015年后才会出现，并且到2022年左右该比值才会回到2001年的水平；第二，净出口的贡献率在这轮世界性经济危机之后将出现一个明显的回调，到2022年后才会出现明显的回落，因此外需驱动向内需驱动的转变过程也比很多专家想象的要漫长；第三，投资计量结果与要素测算结果基本一致，即资本依然是未来2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因此，投资贡献率虽然处于下滑的状态，但是它在gdp的占比将在未来8年内出现持续提升的现象，到2020年左右才会出现明显回调。
增长模式转变坚持六大动态平衡术
记者：明确调整方向固然重要，然而“道”需要有“术”的保障才能实现。经济转型这个动态过程中，肯定也需要些智慧和技巧吧？
毛振华：这个调整过程中，当然需要动态平衡，防止急于求成的想法和运作。要完成经济增长模式转变，需要坚持“六大动态平衡术”。
第一，在需求结构转型过程中，必须注重总需求“三驾马车”的动态平衡术，外需驱动转向内需驱动并不等于简单降低净出口的规模，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也不等于单纯地压制投资的规模。我国出口投资驱动增长模式不仅有其深厚的国际分工体系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具有内部储蓄基础，调整出口-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不仅依赖于传统粗放的开放政策和投资政策的调整，更依赖于国际分工环境和内在分配-储蓄体系的变化，简单进行压低出口和投资的转型方法只会导致宏观经济在需求快速下滑与结构冲突激化的双重压力下出现崩溃的局面。
第二，在加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必须重视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平衡。城市化带来的投资和消费的增长是以全社会的社会改革为前提的，城市化的速度快于社会改革的速度不仅会带来城市化成本急剧增加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它很可能成为我国社会结构崩溃的导火索，使高速经济增长失去稳定的社会环境。
第三，工业化驱动模式向服务业驱动模式转型中，必须高度重视服务业与制造业、服务业与消费之间的互动，而不能简单通过打压工业投资和工业发展来提升服务业的比重，也不能通过简单提高服务业的投资来增加服务业在gdp中的份额。进一步工业化、消费水平的提升与服务业投融资体制的改革依然是服务业增长贡献率进一步提升的三大要点，服务业的发展需要层次化分类处理。
第四，在向新技术、新能源、新产业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变进程中，必须重视需求型技术变迁与供给型技术变迁之间的匹配，重视产业的技术基础与经营基础的匹配、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之间的匹配，避免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的盲动征驱使下，陷入“新能源陷阱”与“动态比较优势狂躁征”之中。
第五，应当重视后工业社会目标与工业化社会目标之间的平衡，避免过度利用后工业社会的目标来评判工业化发展的各种措施，防止出现盲目跟随发达国家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措施，使我国政策目标出现“内在冲突”、“目标无解”的困境。
第六，我国社会与政治结构往往需要中国经济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未来中国经济在增长模式转变和新轨道运行的进程中依然有保持高速增长的基础，增长目标不宜进行大幅度地压低，结构调整、增长方式变轨并非与高速增长存在必然的冲突，“在高速增长中调结构”过去是今后也依然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
记者：您能否提一些既有利于短期的经济增长又有利于长期的结构转型的建议？
毛振华：当然可以。一是经济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速度不宜过猛，在坚持“在高速增长中调结构”的原则下，目前“速度”依然具有首要性和战略性。二是应当将社会结构转型速度与经济转型速度之间的矛盾作为当前政府需要解决的核心矛盾，全面解决社会转型滞后带来的各种问题，使中国经济在以“社会改革”为核心的改革中获得“第二次生产力大解放”，为此应当加速社会保障体系、收入分配制度以及其他社会安全网的建设，并制定相应的社会改革长期规划。三是适度调整目前以“反危机、防恐慌”的短期应对政策，转向以经济转型和培育新增长源为着力点的、兼顾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四是投资政策不宜大调整，中国依然需要较高的投资增速。五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特别是初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当成为改革的核心要点。六是农村改革与城市化改革速度应当匹配，而且要积极、稳健地推进城市化进程，进而扩大国内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