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以来中国经济一直面临周期性放缓与趋势性放缓相叠加的局面，但宏观政策应对力度有所不足，而周期性放缓的持续会加剧趋势性放缓的幅度，从而加大经济失速风险。目前较为脆弱的经济与社会架构将难以承受经济失速风险，因此，宏观政策要从短期、中期、长期三个层面予以积极应对。若没有中短期政策创造的稳定宏观环境而单独依靠长期改革，很可能导致中国经济短期内增速下滑过快而陷入长期停滞之中。而若没有改革的切实落实而仅仅依靠短期扩张性政策，也只是拖延当前风险爆发时间，甚至会因短期政策刺激所产生的泡沫而加剧未来经济的衰退幅度。
就短期而言，货币政策要由稳健转向适度宽松，财政政策要提高赤字率并加大转移支付力度
在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定位下，央行能够加大降息降准力度，推动真实利率水平下行。相比于欧美发达国家，目前央行还拥有较大的操作空间。同时，“适度宽松”将更好地锚定公众预期，从而增加投资与消费需求。据笔者团队测算，加强预期管理可以使得货币政策有效性提高近40%。央行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操作。一是，增加单次降息或降准的幅度。“稳健货币政策”下央行单次降息幅度都是0.25个百分点，降准幅度也多为0.5个百分点。常规时期这样的操作是可行的，但在经济下行期则需要加大单次降息或降准的幅度。比如，2008年美联储为应对危机直接将基准利率由1%下降至0.25%。二是，增加贷款基准利率的降幅。目前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为1.75%，而贷款基准利率为4.6%，净息差高达2.85%。央行可在存款利率不变的基础上下调贷款利率。虽然净息差的减少会影响到商业银行的利润增长，但商业银行拥有较强的风险抵御能力以及工业企业的利润降幅在8月份已扩大至8.8%，银行业应当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以保证中国经济的平稳运行。
国际经验表明，高债务背景下运用紧缩货币政策去杠杆大多会给经济带来沉重且长期的打击。当前中国已经出现了高债务与通缩共存的迹象，债务者的真实偿债负担正在不断增加。据笔者测算，若实施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以推高通胀率2个百分点，不仅将减轻政府约8700亿的债务负担，还会使得财政支出提高4.7%-5.7%用于“稳增长”。
在“积极财政政策”方面，政府应该扩大国债规模提高中央赤字率，以此来弥补地方政府举债规模下降所造成的财政支出缺口。当前财政赤字率仅为2.3%，距离3%的国际警戒线仍有一定距离。况且，3%的国际警戒线是常规时期而非危机时期的标准。此外，还要关注局部增速下滑较快地区，通过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为这些地区提供足够的财力支持。
就中期而言，要拉动消费与降低企业税负
消费需求方面，今年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保持温和回升态势。原因有三。一是部分省份的人均gdp水平已迈过1万美元大关。根据国际经验，人均收入超过1万美元后的消费结构将由物质消费为主向服务性消费为主转型，消费需求得到进一步释放。二是当前40-44岁与45-49岁人群占比最高，这一年龄段恰是消费的黄金时期。三是“互联网 流通”等新业态的快速发展激活了潜在消费需求，1-8月份实物商品网上消费增速达到了35.6%，远高于整体消费10.9%的增速。因此，应当把握好这一机遇有效推动消费需求增长。一是确保居民收入尤其中低层居民收入的平稳增长，让居民能够消费。二是减少消费的后顾之忧，让居民敢于消费。这就需要财政加大对教育、养老与医疗的补贴以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三是确保资本市场与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合理发展，不宜过度人为刺激。
企业税负方面，据测算，中国企业包括税收、各项收费及政府性基金等在内的整体税负达到了40%左右，超过了oecd国家约25%的平均水平，小微企业的税收负担更重。现有测算结果主要考察显性税负，而中国还存在隐性税负。尤其对于民营或小微企业而言，其还要面对国企对上游行业垄断与政府对土地垄断所形成的“垄断税”。减税虽然会进一步拖累财政收入增速，但过高的税负已显著抑制了企业的经营活力，并且现在很可能已处在拉弗曲线的“右侧端”而抑制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就长期而言，坚持推进市场化改革是支撑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本途径
正是因为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使得资源配置得到了明显优化，民众的积极性与能动性得到了充分调动，才有了三十多年高速增长的“中国奇迹”。在当前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面临新矛盾新问题时，仍然需要依靠深化市场化改革来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已明确提出要“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从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当然，当前剩下的改革重点领域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市场化改革难以一蹴而就，甚至会出现短期负向冲击，因此，需要短中长期政策的协调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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