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
年以来，
我国宏观经济仍面临外部环境恶化、国内周期性调整进一步深化等多重压力，但在宏观经济政策一揽子计划的强力刺激下，
成功终止了2008
年第三季度以来加速下滑的态势，开始步入“止跌触底→结构分化→底部振荡→前期复苏”的进程。
一、2009
年gdp
增速预测
全年gdp
增长达到8.4%，比2008
年回落0.6
个百分点，“保八”目标可基本实现；三大产业增加值的增速同步回落，
分别达到0.8、0.7、0.3
个百分点，
但第三产业增速在稳定的消费和强劲的投资驱动下，下降幅度较小。全社会固定资产名义增长速度较2008
年有较大的提升，达27.5%，但由于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有较大幅度的回落，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幅提高到9.9个百分点，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源泉。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速有较大幅度下降，
仅为15.4%，同比下降6.2
个百分点，但考虑价格因素，消费实际增速基本保持稳
定，上升0.2
个百分点。外贸进出口总额下降了17%，其中，出口总额达到1.18
万亿美元，比2008
年下滑了17.1%；进口总额达到9189亿美元，比2008
年下降了18.9%；贸易顺差达到2653
亿美元，
比2008
年减少了10.4%，扣除美元贬值以及进出口价格因素，实际贸易
顺差下降幅度更大。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动下，
货币增长较2008
年出现大幅度提升，
狭义货币供应量m1达到17.2%，m2增长22.6%。在产能过剩、价格翘尾、货币供应量提高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2009
年全年物价水平在低水平状态下出现平稳提升，全年cpi
估计在-0.5%。
二、宏观经济运行特征
一是总体上经济增速终止加速下滑的局面，gdp
增速开始步入缓慢回升的通道，开始在“止跌、触底”中宣告进入宏观经济复苏的前期阶段———“政策性反弹阶段”。
二是在结构上宏观经济将呈现“政策反弹”与“市场下滑”相互分化的运行模式：一方面，是以政府强力刺激为主导的政策性反弹，主要体现为靠近政策层面、靠近基础产业和大型投资项目的行业出现了强力的回调；另一方面，是以出口下滑和支柱产业低迷为诱因的市场层面的下滑，主要体现为靠近出口、一般消费和市场性行业依然处于下行通道。
三是宏观经济变量呈现出“相互冲突”的状况：工业增加值增速慢于gdp
增速；gdp
增速与以往年份相比有所下滑，而居民实际收入增长速度却持续提高；经济持续低迷、消费信心下滑，而消费实际增速却大幅度提升；货币供应量激增，而物价水平下滑；固定资产投
资高速增长，而投资品价格却持续下滑。
四是很多总量和行业指标开始出现“底部振荡”的运行模式：部分重工业行业价格和生产指标出现波动和振荡；财政增速在低水平出现波动；包括增加值在内的部分总量指标出现波动。
五是宏观经济在复苏进程中可能面临着潜在风险：潜在供给扩大与产能过剩带来的宏观经济过形势分析度波动与再度探底的风险；外需持续恶化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大幅度强化“下行压力”的风险；货币冲击与输入型价格上涨双重冲击下通货紧缩突然逆转的风险；房地产存货的调整以及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使房地产市场面临“小阳春”
之后振荡的风险；“政府性投资的悬空”与“市场性投资的挤出”并存的风险；总量可持续掩盖下财政结构性恶化的风险；周期性失业的持续攀升与“无就业经济复苏”双重冲击下的社会风险；过度救助带来的更大的市场扭曲的风险；过度乐观情绪蔓延与决策失误带来的信心逆转的风险。
三、宏观经济走势
——gdp
增速的“止跌触底”和逐季提升。这有可能是强力刺激政策的客观结果，是去年过度“去库存化”反向调整的产物，同时是2008
年逐季下滑导致的基数效应的产物。大部分工业的小幅反弹不仅缺乏坚实的市场需求基础，同时也没有相应足够的结构支撑。因此，gdp
增速止跌并不意味着经济的全局性回暖，市场型投资和市场型消费的全面回暖才是宏观经济走出低谷的核心标志。
——宏观经济在“止跌-复苏”的进程中将经历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是：“政策性需求反弹与gdp止跌阶段”、“
市场性需求回升阶段”、“产出缺口收窄阶段”、“产出缺口消失阶段”。目前，gdp
增速的止跌只是意味着宏观经济政策“危机治理”初步告捷，标志着经济进入向复苏过渡的第一阶段。外部经济环境的持续恶化、政策性刺激的市场反应并不明显、市场型投资和市场型消费的相对下滑趋势依然存在、产出缺口的持续放大、物价水平的持续下滑等因素决定了宏观经济目前底部运行的模式。
——两种分化力量的发展变化及其相互作用方式，将决定宏观经济未来的走势。政策刺激的持续性与加速性、宏观经济政策的拉动效应、市场对政府刺激的反应、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相对变化模式、供给管理的成效以及外需的自我恢复状况等多种因素，可能使我国在未来可能出现持续“底部振荡”的运行特点。
——我国市场的全面启动依然取决于外需的逆转和房地产市场的复苏。世界经济的持续衰退及其对我国经济影响的滞后性，决定了我国外需将面临中期恶化的局面；而房地产存货的调整以及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使房地产市场面临“小阳春”之后的振荡。这两个方面将决定宏观经济从“政策性反弹阶段”向“市场全面启动阶段”经历较长的过渡时期。
——总需求在波动中的缓慢提升与潜在总供给在前几年投资驱动下的快速增长，决定了物价水平在近期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流动性的泛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反弹以及通货膨胀预期的逆转，可能使我国在中期出现通货紧缩突然逆转，面临“核心cpi
走低与结构性价格上涨”的局面。这将减缓宏观经济向第二阶段——“市场全面启动阶段”进发步伐。
——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需求扩张政策无法真正起到“潜在产出缺口收窄”的作用。这难以推动宏观经济进入复苏的实质性阶段——“潜在产出缺口收窄阶段”。
因此，在保证总需求平稳增长的前提下，全面启动结构调整与供给管理是走出“底部振荡”、全面进入复苏的实质性阶段“潜在产出缺口收窄”的另一个关键所在。
四、对策与建议
（一）保持宏观政策的延续性、稳定性
由于经济已基本“止跌触底”，政府不宜再出台另外的大规模刺激方案，避免经济主体产生政策不稳定的预期。而且过度频繁地改变现有的经济刺激方案，容易出现后来的刺激方案与前一种刺激方案功效相互抵消的现象。因此，当前的政策方针应当以强调政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为主，以局部战术性调整为辅。
（二）局部调整
辩证认识投资在我国经济增长及危机救助中的作用。虽然政府投资效率步入递减区间，但毕竟4万亿元刺激方案对于稳定内需、保证产业发展起着核心作用。因此，一方面，不宜启动另外的投资刺激方案；另一方面，也不能大幅度减少原有投资计划的规模。工作的重点应当在于：落实投资计划，在防止“政策性投资的落空”的同时，重点监控地方政府利用刺激政策之便进行变相的地方债务融资和投资膨胀；局部调整政府性投资的渠道和行业方向；强化各种有利于政府投资拉动效应的政策措施，注重投资的就业效应、产业调整效应；全面放开对民间资本进入的行业管制，促进民营资本的实体化。
（三）保证贸易政策的战略高度
出口下滑已成为定局，政府不宜对外需进行过度的救助，贸易政策的调整依然应保证其战略高度，同时，应对目前出台的政策进行分类调整。不宜过度使用出口退税政形势分析策来保证出口，
在调整外需时，不宜过多在出口企业成本方面做文章，因为减少成本的贸易政策不仅无法应对外部需求下滑带来的贸易恶化问题，反而会产生保护落后的效果，为下一步结构性调整带来过多的负担。应当扩大出口信用保险和外商融资担保等有利于外部需求扩大的金融措施，以解决我国贸易伙伴国在金融危机中贸易融资短缺的问题。可以利用出口退税和关税减免的各种费用创建外向型企业产业转型基金，改变对外向型企业危机救助的方式，促进这些企业在向内销转移过程中进行技术和产业升级。
（四）出台一揽子社会改革计划，以改革促进消费
目前，
我国消费政策的重点，不应是简单地进行一次性转移支付或通过补贴提高居民的“半强制性消费”，而应当通过全局性、规划性的社会改革，来改变居民的消费信心，
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因此，在短期内，应当在进一步扩大家电下乡、以旧换新、降低部分产品消费税的同时，
出台5～10
年的一揽子社会改革计划，“改革促进消费”
依然是消费政策的核心。扩大家电下乡的品种和范围，全面扩大家电、汽车以旧换新的试点范围和区域。但在大中型城市推行这些计划时，应充分考虑家电、汽车的环保和技术标准，以避免在刺激消费的同时保护了这些行业中的落后产能。加大对于消费边际倾向高、人力资本积累效果明显人群的消费补贴和收入补贴，如对大学生的生活补贴和伙食补贴等。同时，也可以考虑12
年义务教育体系改革试点。改变目前社会福利体制改革过于分散、过于渐进的现状，应当与产业计划一样，
出台5~10
年社会事业改革一揽子计划，以稳定预期。
（五）结构改革
结构改革是我国在“止跌-复苏”进程中的政策核心，但是，结构改革应当注意以下几个原则和方法：
结构改革涉及战略性方向，要避免“战略问题战术性处理”的困境，必须避免与“需求管理政策”产生过大的冲突。因此，结构改革需要战略性规划，同时，在近期应当多考虑那些与扩大内需相契合的政策措施。结构改革不仅应当注重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还应落实到新产业的促进上。因此，新行业的战略规划、新行业进入的开放、新行业技术的研发补贴，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就显得十分重要。当前，产能过剩的治理是结构调整的一个重点，
淘汰落后产能以及亏损企业，应当是任何危机治理遵循的基本原则。应避免进行不分技术水平和行业分布的直接或间接的生产型补贴。政府可以考虑推行大规模固定资产更新的补贴计划，但对于更新的固定资产要制定较高的技术和环保标准。这样的补贴不仅有利于投资需求的提升，同时也可达到结构调整的目的。
（六）提高消费性、转移性财政
在总量上，目前财政支出依然存在扩张的空间，但投资性的财政支出不宜增加，而应当提高消费性和转移性的财政支出；同时，应当重点关注地方财政信贷化的问题。政府不宜过分关注财政赤字率，从而受制于个别年份财政赤字的扩大。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一是应提高失业救助和失业安置的费用，政府应从简单的“提高就业、保稳定”向“加强安全体系、保稳定”转变。这是由于我国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要面对“无就业的增长”、“无就业的复苏”所带来的失业规模增加的问题。寻找新的实施政府财政补贴的着力点。可以考虑加大对大学生的生活和收入补贴，加大对高技术固定资产更新的补贴。约束地方政府行为，一方面，约束政府新一轮基本建设投资的膨胀；另一方面，加强对于各地城市投融资平台融资行为的监管。
（七）货币政策应坚持方向，调整实施工具和措施
货币政策不能进行方向性的调整，但可以对实施工具和措施进行调整。货币政策在短期应起到稳定预期的作用，在中期应防止通货紧缩向高速结构性价格上涨突然逆转。因此，未来货币政策的操作难度会越来越大。要保证货币政策的相对独立性，防止货币政策完全沦为财政政策的附庸，特别要防止地方政府和各个职能部门借经济救助而使货币政策超预期的扩张。在强化对市场性主体融资的同时，还必须强调银行的商业原则，切忌商业贷款政策性使用。价格扩张应当部分取代现有的数量扩张，人民银行应当在考虑局部收缩信贷规模的同时，
进行1～2
次的减息政策。这对于改变目前流动性对实体经济的渗透作用不强的局面大有益处。虽然发达国家将面临相当一段时期的通货紧缩，但由于我国经济下滑产生的逻辑与发达国家不同、通货膨胀形成机制较为特殊等原因，高度关注我国在率先走出世界性通货紧缩的同时，出现结构性价格上涨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