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毛莉）“一带一路”建设是沿线各国开放合作的宏大经济愿景，共建“一带一路”旨在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在“一带一路”构想已进入务实合作阶段的当下，学界应如何加强“一带一路”经济问题的研究？5月24日，在首届中国人民大学“一带一路”经济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提出了“一带一路”经济研究的五大方向。
陈雨露认为，当前“一带一路”亟待研究的主要经济问题至少应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民经济发展状况；“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和实施中涉及到的基础设施、贸易、投资、金融、能源等问题；“一带一路”与世界经济体系的重构及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的影响；“一带一路”和中国其他国家战略的协同效应等。
从宏大叙事转向实证分析，是当前“一带一路”研究的一大趋势。在此次论坛上，多位学者从实证角度对“一带一路”的经济问题进行了分析。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从经济地理的分析框架出发，分析了“一带一路”建设应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作为优先领域的原因。“基础设施投资是有效投资、长期投资。”胡鞍钢认为，中国当前应重提基础设施现代化，目标是到2030年基本实现基础设施现代化。中国的基础设施现代化将带动新一轮的全球基础设施现代化。通过“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投资将进一步重塑中国经济地理、进一步推动和重塑“一带一路”的经济地理、进一步重塑世界经济地理。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郑新业用多维贫困指数、人类发展指数、性别不平等指数、人均gdp等大量指标说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经济体，发展是它们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然而，现行的国际经济体系却难以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例如，从世界银行获取贷款的情况来看，除印度、中国、土耳其、印度尼西亚、越南之外，世界银行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贷款较少，这些国家资金渠道狭窄，无法融入全球经济竞争大潮中。“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中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超过20个。总之，现行国际贸易经济体系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有限，潜力不大。
郑新业认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机遇和风险并存。中国产业、企业“走出去”必须有保护自己的手段和措施。投资保护协定要先行，投资保护协定的内容和形式都要有创新。政府要先行，首先启动大规模谈判，建立保护企业的机制，减少出现摩擦的可能。尤为重要的是，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要建立合理的成果分享机制，鼓励企业提升当地的人民和基础设施的产出能力。他建议，应总结海外投资的经验和教训，发布“一带一路”投资企业“走出去”的指南、基本规范。通过个案分析，研究海外投资成功的案例，分析相关投资风险、经济风险以及汇率风险等，提高企业家、尤其是草根企业家的风险意识。
此次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一带一路”经济研究院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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