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生产网络视角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基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和经验证据
01、文章来源
作者：
谢富胜（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高岭（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谢佩瑜（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原文刊发：《管理世界》2019年第11期
02、文章主要内容
摘要：本文从经济全球化进程考察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研究发现，我国自2000年左右深度融入全球生产网络所形成的投资、出口联动增长模式支撑了2000~2007年的高速增长，新常态源于支撑2000年以来增长模式的社会经济条件遭到破坏。在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过程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把过剩的产能转移到中部农村地区的地下管网建设，修复资本的同时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与此同时，企业要努力建设关键部件开发平台，推进关键部件创新，获得全球制造的标准制定权。通过构建集成创新的核心企业和不同层次的模块化生产企业之间的国内生产网络，满足我国标准化需求和个性化需求并存的动态需求结构。
关键词：生产网络生产方式创新关键部件创新乡村振兴
一、本文研究背景与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长期繁荣，创造了发展奇迹。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技术变革加快、消费结构升级、国际市场增长放缓同时发生，我国相当部分生产能力达到峰值，许多生产能力无法在市场实现，加上社会生产成本上升，导致实体经济边际利润率和平均利润率下滑，大量资金流向虚拟经济，社会再生产中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整体循环不畅。我国经济因此进入新常态的深度调整期。为适应和引领新常态，走出一条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优势充分释放的发展新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
增长、质量、效率只能从经济结构调整中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稳定经济增长的治本良药。因此，确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特别重要。只有找准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突破口，才能有的放矢，从而有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主要内容
经济运行在本质上是一个连续性系统，中国经济是在经历了高速增长后，进入了经济新常态，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新常态的背景下提出的，这启示我们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明确新常态是如何发生的，而新常态又源于之前的高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因此，如果要全方位地理解新常态，必须首先阐明金融危机前的高增长模式的形成机制，而后阐释这个形成机制又是如何随着金融危机爆发和国内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遭到了破坏，最后根据中国现实，借鉴发达国家处理产能过剩的经验，提出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这正是本文的行文思路和结构安排。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采用了理论、历史和统计相结合的方式，展示我国2000~2007年高增长的形成机制、从高增长到新常态的发生机制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路径。本文的数据除了少数使用了知名咨询公司的研究报告，如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外，大部分数据均来源于wind、统计年鉴和国家海关总署等官方数据。
三、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伴随2001年加入wto，我国企业以生产模块组件的加工贸易形式深度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形成了投资、出口联动的外向型增长模式。这种模式是内外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内需表现为城镇化和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外需表现为对外出口扩张。内外需求和投资相互强化带动下游产业繁荣，下游产业透过产业链进一步促进上游产业扩张，为国有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支撑了本世纪初的经济高速增长。第二，随着2008 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一方面，国际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直接导致我国出口需求增速放缓。与此同时，我国社会经济条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劳动成本上升，出口竞争加剧，导致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在经历了金融危机前的高增长后，我国的收入分配和需求结构发生了系统性变化，以致于外需萎缩后，面对内需的个性化、多样化和高级化的细分市场，我国于20世纪90年代引入并沿用至今的大规模生产方式无能为力，由此导致了普遍的产能过剩。在大规模生产方式转变困难的情况下，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和产业链优势的双重削弱，导致制造业利润率下降，从而国内生产性投资不足和外资流出。正是这些因素的叠加，使我国从高速增长模式进入了新常态。第三，要从根本上解决产能过剩和制造业利润下降问题，关键是变革我国企业现有的大规模生产方式。这正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所在。
本文立足我国当前实际情况，在反思全球生产网络这种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的基础上，并结合历史上发达国家解决产能过剩与生产方式创新的已有经验，我们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从以下3个途径开展。第一，利用乡村振兴战略化解产能过剩，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城市有限的建设空间和农民工回流的趋势都表明，农村地区是当前我国通过资本修复消化产能过剩的最佳场所。在理论上，为延缓新开辟的资本循环内部再次积累过度，特定区域内的资本修复应遵循3个原则：（1）公共支出项目必须能够吸收过剩产能，吸纳回流农民工就业；（2）其产品不需要在市场上实现，不扩大产能；（3）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农村地下管网建设工程满足这3个条件；第二，建设关键部件开发平台，突破关键部件创新。我国以大规模生产技术生产模块组件的方式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已经不合时宜。如果要重振我国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必须改变我国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方式，即以主导关键部件和产品开发标准的形式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第三，构建国内企业生产网络，适应需求结构的动态多样性。不论是大规模生产模式还是大规模定制模式，都不能满足我国的标准化需求与个性化需求并存的动态需求结构。因此，我国企业只能立足本土需求的特殊性，构建一种全新的生产模式：国内生产网络，即核心企业的集成创新弹性生产模式与外围企业的大规模生产模式构建企业生产网络，就能实现大规模生产与产品持续创新的有机结合，从而同时满足我国人民的标准化需求和个性化需求。最重要的是我国现实符合构建国内生产网络的条件。
最后，文章特别指出，在企业生产方式没有实质的变革，关键部件没有创新的条件下，靠“三去一降一补”去掉的产能和降低的成本和费用，在未来将会因为不能满足我国的需求结构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死灰复燃。
四、边际贡献与未来拓展
现有研究虽然丰富了我们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认识，但它们在以下3个方面仍然有不足之处。第一，忽视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始于2000年左右”的典型事实，新常态的结构性问题正是来自2000年左右开始形成的经济发展方式；第二，把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界定为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分配结构和部类结构，忽视了其微观支撑是企业，企业生产方式变革是结构性变革的基础；第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创新要实，从实际出发，确定创新的突破口。而现有文献虽然强调创新的重要性，但没有结合现有阶段具体分析创新的关键环节。本文试图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把我国经济成长过程置于全球生产网络的分工体系中考察，从中发现我国经济高增长的形成过程、新常态的发生机制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可行方案。
我们必须承认本文还有不足之处，这正是未来有待拓展的地方。第一，确定构建国内生产网络的主体，如何促进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合作，构建集成创新的核心企业和不同层次的模块化生产企业之间的国内生产网络；第二，进一步评估农村低下管网建设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
五、写作、投稿、修改的过程和心得体会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经历了多次讨论和修改。由于本文不是当前流行的以计量方法为主导的实证研究，在投稿给《管理世界》时，我们其实还是比较担心的。但是，令我们意外惊喜的是，外审专家对本文的研究价值给出了充分的肯定，并给出了建设性的修改意见。对于审稿专家说的文章的结构性和逻辑的一致性问题，我们在进一步讨论后做出了修改，并进一步完善了本文的第二部分的内容。最后，特别感谢外审专家的修改意见和《管理世界》编辑部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支持。这次投稿并顺利发表鼓励我们今后要做出更好的以中国重大现实问题为导向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原文刊发：
谢富胜、高岭、谢佩瑜：《全球生产网络视角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和经验证据》，《管理世界》，2019年第11期，第89~101、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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